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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张某华、谢某容诉至某区法院，某区法院认为，某街道办事处不具有强制拆除房屋的法定职责，且征收部门既未与被征收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也未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某街道办事处擅自拆除房屋没有法律依据，遂判决确认某街道办事处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张某华、谢某容随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某街道办事处赔偿房屋价值损失等共计310万余元。某区法院认为，张某华、谢某容因该集体土地上另有的一套房屋被征收，已经获得住房安置补偿，案涉房屋违法拆除损失应参照适用所在地集体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但有关赔偿事项和赔偿数额仍需要某街道办事处会同征收部门进一步审查核实，区分涉案房屋产权人和实际居住人的财产损失，遂判决责令某街道办事处对张某华、谢某容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全面赔偿。张某华、谢某容不服，认为法院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作出有具体赔偿金额的判决，提起上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支持，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