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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监督意见。某县检察院审查认为：1.某县综合执法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时，虽然考虑到某集团公司在此之前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具有从轻情节，但作出4万元罚款仍有违过罚相当原则，存在过罚不当、同案不同罚的违法情形。2.某县综合执法局直接以公告方式向某集团有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未依法告知该公司享有听证的权利，后又直接以公告方式向某集团有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义务催告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系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3.某县法院在受理该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后，应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和送达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行政处罚具有违法性，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于法不符，应予纠正。在县检察院向县法院制发非诉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前夕，某县综合执法局申请撤回强制执行。基于此，2024年1月3日，某县检察院向县综合执法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重新审查处理，同时加强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