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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强调“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则属于一种资本至上的功利主义。“义利之辨”追求的是个体、群体与他者之间的“共赢”，以实现国家之间乃至全体人类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因此，中国的外交工作一直坚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由此，“义利之辨”既彰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文化底色，又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对某中亚公司应付监理费的认定符合合同约定，某中亚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川某工程公司要求陕西某化工公司对其全资设立的某中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涉及股东义务问题，应适用某中亚公司设立登记地法律即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予以认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第3款、第9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为一名自然人或法人，股东负有足额出资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但也存在法定和约定的例外情形。《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116条第2款、《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7条分别对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但对一人公司并未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法人人格混同推定的做法。因四川某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陕西某化工公司与某中亚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故该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对股东义务的法律适用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则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华文化集儒家、禅宗、易家、道家、医家、国艺等精华于一体。其中，《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由此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刚柔中和’，是一种阴阳调和的观念，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