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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伴随大模型深入生产生活，在应用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出不良行为。孙明俊提到，大模型是一柄双刃剑，在给世界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或将引发一系列关于伦理和道德的深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产生不公平、偏见和歧视的结果，侵犯著作权、隐私权等。他认为，要统筹好创新发展与安全应用的关系，在大模型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促进其有序发展。
为此，黄菲菲带领团队做了不少探索，“‘围坐话法’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利用农村老百姓傍晚时分喜欢坐在场心上话家常的风俗习惯，将普法的课堂搬到了老百姓身边。”她亲身参与环资案例方言普法活动，用崇明话讲述生态司法的故事，让普法更接地气。在她的推动下，基层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两年，崇明区非法捕捞、非法狩猎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
论坛还首发《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将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理念。该理念统筹了发展与安全的双重目标，不仅将安全视为风险管理措施或监管手段，而且强调安全知识、能力、资源的积累与增长，以引导各国国内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