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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起罐车混用事件涉及多个利益主体，比如罐车所属的车队、食用油生产厂家等。事关食品安全，每一个利益主体都不能沉默，也无权沉默。同时，这也给监管部门提了个醒，罐车混用近乎潜规则，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如何采取更有力更精准的监管手段处理罐车混用现象？很显然，仅凭司机、厂家或企业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有效减少罐车混用的。
具体来说，蒙古诸部因为宗教信仰，需要入藏熬茶，进而与清朝进行贸易，蒙藏双方在信仰上形成联盟，以及清政府力图借助藏传佛教控制蒙古，都反映了蒙古诸部、西藏藏传佛教和清政府的各自需求和灵活组织。例如，清政府与当时还未纳入版图的蒙古准噶尔部开展以物易物贸易时，满足其搭给部分现银的诉求；准噶尔使臣进京时，清政府允许其携货贸易；清政府还为准噶尔入藏熬茶花费大量银两，却不把费用直接布施给西藏寺庙……这些都是其统合准噶尔和西藏的政治策略。
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却可能隐含着治理升级的契机。民生跟着“民声”走，多元化“民声”表达为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了有益参考。特别是面对一些普遍性的吐槽、抱怨时，及时归纳总结潜在的共性问题，就可能把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上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便民热线客观上承载了民生“传感器”功能、发挥着社会“泄压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