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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信用修复”是“失信惩戒”的后半篇文章，失信主体退出机制是完善信用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坚持系统监督、穿透式监督，及时发现行政非诉执行程序及行政非诉执行程序转为破产程序等领域普遍性、多发性问题，以数字赋能专项监督，对已主动履行完毕、强制执行到位作结案处理、破产程序终结的案件，督促法院及时解除失信执行措施，启动企业退出失信名单程序，为被执行人松绑解困，修复企业和个人信用，重振经营主体恢复正常经营的信心，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共同推动社会信用水平提升，法治营商环境优化。
来自最高检案管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检察机关的2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轻罪治理的数据观测体系”这一主题，从“轻罪案件的繁简分流与监控”“检察业务数据如何引导轻罪治理”“轻罪案件的观测指标体系构建”等8个方面展开讨论，为更好发挥业务数据在管理、决策中的指挥作用提供方向、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