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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支旗子已经插好了，天色暗下来的时候那些迷失的人会打着火把来到这里，你要指引他们。”沈一鸣站在行宫里面，顺着窗望下去，目光所及之处，已是一片火海。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姚某甲与姚某乙（案发时14周岁，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系同村村民。2022年6月，姚某甲趁姚某乙家中无人照看之机，与其发生性关系。2023年1月，姚某乙家人发现其怀孕，怀疑系姚某甲所为，遂找到姚某甲对质。姚某甲承认其强奸姚某乙的事实并赔偿8万余元，姚某乙家人同意不再追究姚某甲责任。后姚某乙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流产。接诊医生发现姚某乙低龄怀孕且智力发育不正常，有遭受性侵害的可能，随即按照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报告。2023年3月22日，山东省乐陵市检察院对姚某甲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同年5月18日，姚某甲因犯强奸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