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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黄菲菲带领团队做了不少探索，“‘围坐话法’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利用农村老百姓傍晚时分喜欢坐在场心上话家常的风俗习惯，将普法的课堂搬到了老百姓身边。”她亲身参与环资案例方言普法活动，用崇明话讲述生态司法的故事，让普法更接地气。在她的推动下，基层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两年，崇明区非法捕捞、非法狩猎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国家赔偿审判不仅要办好具体个案，更应致力于减少前端失误，直至‘天下无赔’”“我们鼓励有关法院积极开展善后工作时常问，如果我们自己是冤错案件受害人，我们希望是什么样”“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多做一些，求偿人就会少一些”“我们在接到法院的司法建议后，举一反三、查漏补缺，采取积极措施，提升依法治监的水平”“做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要怀揣歉意、真诚沟通，当事人才更相信我们”“建议持续通过发布白皮书、司法建议、开展同堂培训、落实追责追偿等举措，促推解决赔源治理效能发挥不够、受害人回归社会工作缺乏制度规范等问题”……来自最高法、地方法院、监狱管理部门赔偿条线的王振宇、苏戈、何君、徐超、熊胜、朱兆法、张晓丽结合具体数据、案例，介绍了近年来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在平冤理直、保障人权、赔源治理、实质解纷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效。
“诉讼服务中心是人民群众接触法院的第一道窗口。当事人有诉讼需求，来到法院，第一脚迈进来，对法院的感受，对我们党执政理念、司法理念的感受，在这里体现得最直观、最强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党支部书记、庭长邓继林说，“因此，我们要为群众提供最温馨的诉讼环境、最便捷的诉讼服务，让群众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司法的温度，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