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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下，党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形成生态文明体制的纲领性架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文明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四梁八柱”，逐步筑牢。
在认真听取专家企业家发言后，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不断升级。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以往更为复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要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既看到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全面准确掌握真实情况，做好科学决策。要围绕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进一步实施好宏观政策，持续用力、形成合力，提高政策实施效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与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趋向认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又有序列差别的思想，被西方学者概括为“在自然之中生存”的合理生态思维。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这方面的确也可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弘扬崇尚自然的思想，有助于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西方“共同体”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而东方则可追溯到《尚书·尧典》，始于尧舜立“人伦”，成型于周公作“周礼”，孔子继承周公思想创立儒学，延及战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儒家道统传承为己任，立志赋予“周礼”新的生命力，创立了以“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共同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