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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西方“共同体”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而东方则可追溯到《尚书·尧典》，始于尧舜立“人伦”，成型于周公作“周礼”，孔子继承周公思想创立儒学，延及战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儒家道统传承为己任，立志赋予“周礼”新的生命力，创立了以“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共同体”思想。
四是提高查明域外法的效率和准确性。长期以来，域外法查明周期长、查明准确率低是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难题之一。为提高查明域外法律的效率，避免重复劳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前会议等方式与当事人商定需查明的域外法律范围。在案例四江苏某玻璃公司与青岛某物流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中，海事法院在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确定了所需查明的争点以及所涉的域外法律查明范围，极大提高了域外法律查明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