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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时间拉回到10多年前，我国经历多年高速发展，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方式粗放等一系列问题；彼时的改革，经历多年的推进，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往哪儿改？怎么改？考验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