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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大模型深入生产生活，在应用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出不良行为。孙明俊提到，大模型是一柄双刃剑，在给世界带来重大变革的同时，或将引发一系列关于伦理和道德的深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产生不公平、偏见和歧视的结果，侵犯著作权、隐私权等。他认为，要统筹好创新发展与安全应用的关系，在大模型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促进其有序发展。
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强制报告制度被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在各部门的有力推动下，强制报告制度效能逐渐释放——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