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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四是提高查明域外法的效率和准确性。长期以来，域外法查明周期长、查明准确率低是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难题之一。为提高查明域外法律的效率，避免重复劳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前会议等方式与当事人商定需查明的域外法律范围。在案例四江苏某玻璃公司与青岛某物流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中，海事法院在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确定了所需查明的争点以及所涉的域外法律查明范围，极大提高了域外法律查明的效率。
其次，从“王霸同情”到“王霸同归”。孟子“尊王抑霸”并未完全否定霸道的价值，只是在王道与霸道的优先位上，强调王道要优先于霸道。孟子的“王霸之辨”视“王道”为最高理想，由此确定了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但在现实政治语境下，孟子给“霸道”留足了言说空间。孟子反对不义战争，但又推崇王者之师，认为“王者无敌”。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王霸之辨”的基本前提应是警钟长鸣，战备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