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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迅速行动、果断出击，快侦快破现案、全力缉捕在逃人员，发起集群战役、深化整体打击，加强专案攻坚、组织集中收网，会同澳门警方成功侦破一系列大要案件，打掉了一批操纵内地人员虚假开设银行账户赴澳门从事非法汇兑的犯罪团伙，捣毁了一批境内人民币、境外外币平行交割的“对敲型”地下钱庄，全链条摧毁了一批“换钱党”衍生违法犯罪团伙，有力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了相关违法犯罪的发展蔓延。其中，吉林警方破获蔺某权非法经营案，蔺某权多次在澳门从事非法汇兑活动，涉案金额1000万元；江西警方破获苏某媚等出售出入境证件案，抓获涉案人员30余名，研判查明赴澳门非法从事外汇汇兑的偷渡客100余名；广东警方打掉3个使用“练功券”实施汇兑诈骗团伙，侦破5起非法汇兑案件，捣毁6个“现金型”地下钱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涉案金额14.7亿元。在珠海组织开展常态化边检拦截、澳门遣返“换钱党”人员接收审查工作，累计接收审查53人，已立案采取强制措施16人。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