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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还包含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律、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有“虞”“衡”等机构，专门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个人所得税改革惠及2.5亿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动养老保障更公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新时代以来，2000多个改革方案涉及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记录全面深化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铿锵步伐，生动诠释“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与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趋向认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又有序列差别的思想，被西方学者概括为“在自然之中生存”的合理生态思维。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这方面的确也可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弘扬崇尚自然的思想，有助于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其次，由“圣人与我同类”，做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价值宣言。孟子以“仁者爱人”的理念，打消人们视凡人与圣人不同类的疑虑。在孟子看来，凡、圣之间的共性体现在人类天生所持有的口耳目鼻之欲，但却不能将之视为根本属性。个体生命应将德性当作“性”，而不是把“圣人与我同类”的“类性”(生物本能)当作“性”。个体生命完全可以将“口耳目鼻之性”转化为“仁义礼智之性”，而这种转变依赖的是“同然之心”。孟学本质为心学范畴，“人禽之辨”的精髓与核心是“性善”，突出了君子的“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