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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围绕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发展、国家涉外法治建设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运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表示，当前，香港正走在实现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要用好“一国两制”这一最佳制度，充分释放其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与香港律政司的交流合作，在完善和优化区际司法协助体系、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优势、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等方面达成新的共识、开拓新的平台、实现新的合作，巩固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贡献积极力量。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项目工程竣工且投运使用，四川某工程公司已完成涉案项目的投运前监理初检报告，某中亚公司认可四川某工程公司已经移交部分监理资料，故剩余基本监理费的支付条件部分实现。陕西某化工公司并非监理合同当事人，四川某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陕西某化工公司与某中亚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情形。据此，判决某中亚公司支付四川某工程公司监理费22.68万美元及利息，驳回四川某工程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四川某工程公司和某中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案双方当事人分别委托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英国某大律师出具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的查明报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对两份查明报告的证明力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采信了维某公司提供的英国法律查明报告。该院认为，首先，根据维某公司提供的查明报告所载明的判例规则，当合同明示条款与默示条款不一致时，则不存在法院适用默示条款填补合同漏洞的空间。在《分销协议》已对“最低价值”的含义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生某公司主张可适用英国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并基于商业目的将生某公司购买的附件6以外的其他产品价值计入“最低价值”，缺乏法律依据。生某公司在2020年度所购附件6中的产品未达到50万美元的标准，维某公司依约享有终止合同的权利。其次，根据英国法院相关判例规则，守约方默示放弃合同终止权利应有明确行为及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维某公司已放弃终止合同的权利。据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生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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