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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则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华文化集儒家、禅宗、易家、道家、医家、国艺等精华于一体。其中，《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由此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刚柔中和’，是一种阴阳调和的观念，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
借助“王霸之辨”，孟子视王道为最高追求，不仅蕴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为全球公正合理新秩序的重建与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更为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人文智慧。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国际政治势力的消长，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期在中国发展和全球共同体利益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