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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强制报告制度被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在各部门的有力推动下，强制报告制度效能逐渐释放——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郭浩 田晔）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无偿帮工致第三方受伤的案件：叉车司机孙某无偿帮某工程公司卸货时造成货车司机何某受伤，法院最终判决寻找孙某帮忙的某工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偿帮工是指帮工者不收取报酬的情况下，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活动的行为。生活中，无偿帮工往往基于情谊而产生。本案中，2021年9月7日何某驾驶车辆运输某工程公司订购的货物至工程场地内，某工程公司员工周某联系叉车司机孙某帮忙卸货，孙某未收取报酬。孙某操作叉车过程中导致货物箱倒下，砸到站在另一侧的何某头部，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何某认为某工程公司雇用的工人在工作中造成自己受伤，某工程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工程发包方、工程的总包方对在其工地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孙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一并承担责任。故何某将某工程公司、叉车司机孙某以及案涉工程发包方、总包方、货物生产厂家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5万余元。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在各方均无证据证明与孙某就卸货行为有约定报酬并支付的情况下，孙某应认定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其在操作叉车卸货过程中造成货物箱掉落造成何某受伤，存在过错，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周某作为某工程公司雇用的员工，其找孙某帮忙卸货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被帮工人为某工程公司，其应对何某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何某主张各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余被告对于何某受伤存在过错或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对于何某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卸货现场在施工工地，何某作为成年人，在未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站在卸货地点的对侧，亦未与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其未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终，石景山法院判决某工程公司赔偿何某各项费用共计21万余元。目前此案已生效。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一）统筹落实强制报告与“五必须”，切实推动报告责任落实到位。为压实报告主体责任，凉山州公安机关对辖区内所有宾馆进行全要素治安信息采集，逐一签订法律告知书、责任承诺书，定期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未落实报告责任的及时发放风险提醒单。本案中，宾馆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强制报告制度和“五必须”规定，在为胡某、王某某二人办理入住期间，发现王某某是未成年人后，详细询问其与同住人员身份关系，发现可疑情况及时向辖区公安机关报告，使未成年人脱离不法侵害风险。
2022年10月19日晚，李某某驾车至贵州省威宁县某乡镇时，路遇被害人赵某某（女，案发时12周岁）。李某某以送其回家为由将赵某某骗上车并载至偏僻小路，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后李某某又将赵某某带至某宾馆，欲开房再次对其实施性侵害。该宾馆经营者樊某某在询问核对信息时发现赵某某神色异常，对李某某有抗拒、害怕反应，二人年龄差距大，身份关系可疑。樊某某将赵某某带进宾馆前台进行保护并立即报警。2023年2月10日，威宁县人民检察院对李某某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同年4月10日，法院依法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