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修复”是“失信惩戒”的后半篇文章，失信主体退出机制是完善信用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坚持系统监督、穿透式监督，及时发现行政非诉执行程序及行政非诉执行程序转为破产程序等领域普遍性、多发性问题，以数字赋能专项监督，对已主动履行完毕、强制执行到位作结案处理、破产程序终结的案件，督促法院及时解除失信执行措施，启动企业退出失信名单程序，为被执行人松绑解困，修复企业和个人信用，重振经营主体恢复正常经营的信心，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共同推动社会信用水平提升，法治营商环境优化。

      7月2日至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应邀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024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一次重要国务活动，将对进一步促进中哈、中塔双边关系发展，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家园，以及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产生重要积极影响。中欧全站版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欧全站版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中欧全站版（撰稿：虞强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