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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二）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案发后，杨某甲不愿追究高某某刑事责任，而杨某乙时年仅八岁，年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检察机关认定该案属于法定“被害人没有告诉能力”的情形，应当按照公诉案件处理，建议公安机关以高某某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2023年3月23日，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案件办理期间，鉴于杨某甲长期在外务工，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经征求杨某乙本人及其生母刘某意见，办案机关指导杨某甲签署变更与刘某的离婚协议书，将杨某乙交由刘某抚养。目前，杨某乙已跟随刘某到外地居住，生活、学习恢复正常。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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