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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运用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拓展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是解决域外法查明难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作为手段的查明途径应当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原则上只要有利于域外法律查明的合理途径均可加以利用，以保障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人争议。在案例三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与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就本案所涉多个法域的法律问题一揽子委托某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进行了查明，一次性地解决了案涉多个法律争议。
其次，从“王霸同情”到“王霸同归”。孟子“尊王抑霸”并未完全否定霸道的价值，只是在王道与霸道的优先位上，强调王道要优先于霸道。孟子的“王霸之辨”视“王道”为最高理想，由此确定了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但在现实政治语境下，孟子给“霸道”留足了言说空间。孟子反对不义战争，但又推崇王者之师，认为“王者无敌”。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王霸之辨”的基本前提应是警钟长鸣，战备不息。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新期待，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为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更加便利，出台《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需求出发，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人民支持、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