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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院开展的法律知识培训大多与职务犯罪预防、民法等有关，未开展过麻精药品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导致部分人员对私自出售麻精药品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虽然建立了麻精药品管理制度，但落实不到位，如没有专门处方违规借用药品……”如何从源头上防止麻精药品从医疗机构等流入市场，钟山区检察院认真梳理了办案中发现的问题。
（一）多部门协作配合，及时救助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本案中，杨某甲系杨某乙唯一监护人，杨某乙随杨某甲生活期间，杨某甲无固定收入，二人生活较为困难，杨某甲入狱服刑后，杨某乙处于事实无人抚养状态。为保证杨某乙得到妥善的安置保护，检察机关、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会商研究后，对杨某乙开展了综合性的救助保护工作。一方面，针对杨某乙手臂康复问题，街道派员陪同杨某乙前往省级医疗机构就医，并制定治疗方案，治疗、交通等费用由司法救助予以保障。为杨某乙提供司法救助金13万元。另一方面，在杨某甲被羁押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将杨某乙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并安置于区福利院临时照护，每月发放2100元生活补贴。同时，教育部门协调转学事宜，将杨某乙转入福利院附近学校就读。此外，检察机关与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指派专业社工跟进杨某乙心理情况，定期开展心理评估和疏导工作。经过各部门协作配合，杨某乙得到妥善的监护照料，身心健康逐渐恢复。针对杨某甲教育理念偏差问题，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杨某甲认识到原来教育方式的错误，提高了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的能力。杨某甲服刑期满后，社区将继续跟踪、监督其监护行为。
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强制报告制度被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在各部门的有力推动下，强制报告制度效能逐渐释放——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