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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有效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本案中，姚某乙因失学在家，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部分残疾儿童失学辍学问题，检察机关、教育部门、残联组织共同研发“适龄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法律监督模型”，通过对适龄残疾儿童名单与在校学生学籍名单进行比对，查找出没有入学就读的适龄残疾儿童，随后推动安置26名残疾儿童随班就读、1名残疾儿童进入特教学校就读、为10名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在此基础上，多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适龄残疾未成年人控辍保学实施办法》，制度化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受教育权。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论坛还首发《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将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理念。该理念统筹了发展与安全的双重目标，不仅将安全视为风险管理措施或监管手段，而且强调安全知识、能力、资源的积累与增长，以引导各国国内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