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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材料，详细了解了案情后，认为将案件导入诉前调解程序不仅能够节省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更能为原告节省诉讼成本。随后，案件分流到特邀调解员手中，调解员迅速与被告取得联系。被告承认了拖欠原告饲料款的事实，并表示，自己所在位置交通不便利，且经营的养鸭厂离不开人。调解员决定采取巡回调解的方式调解此案。调解员实地踏查了养鸭场，发现养鸭厂的规模很大，但是流动资金较少，需等到鸭子出栏后才能回款，所以被告无法一次性给付货款。调解员向原告说明了被告的苦衷。经过多轮调解，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为促成双方未来能够长期合作，调解员阐明利弊，说服双方达成长期合作共识。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均表示可以继续合作。此案不仅实现了双方“共赢”，也为当事人节省了诉讼费用。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徐某因脑瘫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重度肢体残疾二级，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靠父母扶养。自2006年起，徐某被纳入重度残疾人管理范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2021年12月15日，徐某及其监护人收到某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下称“《告知书》”），内容为因为徐某家庭收入超出低收入家庭标准，且享受低保期间购买经济适用房政策，徐某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金条件，自2022年1月起停发徐某最低生活保障金。当月底，某区民政局向徐某作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通知书》（下称“《通知书》”），决定停发其最低生活保障金。
来自广西的陈先生告诉澎湃新闻，2023年底由于工作地点转移至广东，于是致电中国移动10086客服，希望将原本70多元的月租套餐，更换为8元4G飞享卡，“当时人工客服就和我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8元套餐了，没办法办理。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推销其他套餐，我说我的诉求是用最低档的套餐保留这个号码，他就说他没有权限办理，让我等专人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