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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世纪之交，当时冷战遗留的对立和割裂尚待弥合。本组织创始成员作出历史抉择，追求和平发展，致力于睦邻友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海精神”成为成员国共同的价值遵循和行动方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3年后，成员国增加到10个，“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覆盖三大洲26个国家，伙伴越来越多，合作基础更加坚实。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对世界至关重要。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系统梳理了该院近五年审理的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案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2018年，原告皮先生与被告张女士相识并很快确定恋爱关系。2020年，双方家庭举行定亲宴并收取改口费，皮先生父亲向张女士给付彩礼20万元。2021年9月，双方开始同居，经相处均有结婚意愿。2023年5月，双方因经常吵架而分手，皮先生搬出张女士住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生育子女，但因彩礼返还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皮先生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张女士返还彩礼20万元。 被告张女士辩称，原告父亲给付的20万元用于结婚日常消费支出，不属于彩礼。双方同居期间，原告工资较低，自己主要负担共同生活开销。张女士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称自己给原告转账共计23万余元，原告给自己转账共计4万余元，称20万元用于偿还原告所欠外债，不同意返还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款项20万元为原告父母积攒多年的款项，其中5万元系向亲属借款，结合款项支付时间、双方父母同时在场、举行定亲宴、支付改口费等事实，法院认定案涉款项20万元系彩礼性质。 关于彩礼返还数额，结合共同生活时间、双方付出及过错情况等进行综合性考虑，彩礼应当按比例返还。由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为避免产生借贷或同居纠纷等其他关联诉讼，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充分释明并组织调解，以期双方尽快解决矛盾、投入新的生活。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张女士当场支付原告皮先生25000元，且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纠纷。法官提示，彩礼是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是双方及家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普遍性。然而，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之风盛行，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负担，为婚姻稳定埋下隐患，男女双方也容易因彩礼问题产生纠纷。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细化了彩礼纠纷的处理规则，既打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又引导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其中第六条明确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在准确适用《规定》的基础上，从一揽子解决纠纷的角度，综合考虑彩礼、双方借款、共同生活情形，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并当场履行，实质性化解了纠纷。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系主任Eddie Hui教授分享了香港在城市科创建设方面的经验，他认为近年来特区政府对于提升城市科创能力工作越来越重视，相关土地、财政、人才方面的支持政策也不断出台，但是由于香港面积狭小、楼宇租金较高，科创产业布局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而小尺度的科创街区的打造对香港而言是比较可行的路径。他特别分享了香港与深圳在科创方面的深度合作，两地各自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正在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科创产业推进路径，未来也将通过两地的深入合作，辐射珠三角地区，并为全国提供经验借鉴。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