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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还包含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律、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有“虞”“衡”等机构，专门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
西方国家强调“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则属于一种资本至上的功利主义。“义利之辨”追求的是个体、群体与他者之间的“共赢”，以实现国家之间乃至全体人类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因此，中国的外交工作一直坚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由此，“义利之辨”既彰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文化底色，又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义。
张军围绕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发展、国家涉外法治建设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运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表示，当前，香港正走在实现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要用好“一国两制”这一最佳制度，充分释放其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与香港律政司的交流合作，在完善和优化区际司法协助体系、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优势、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等方面达成新的共识、开拓新的平台、实现新的合作，巩固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贡献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