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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出资后是否已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即姜某柏、高某中是否履行了以赵某名义增资并确保其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的义务。由于公司股东、董事身份的认定应受法人的属人法支配，故应适用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首先，就股东身份而言，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公司股份应当由凭证加以证明，除非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规定公司股份中的一部分、全部或者某一类的股份属于无需取得凭证的股份。本案中，由M公司总裁高某中签发给赵某的股权证，是确立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尽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股权凭证应由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等两人共同签署，但该法第142条规定，一人可以兼任公司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成立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而本案高某中签发股权证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秘书的双重职责。且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判例认为，公司发行给股东的股权证仅有一人签名之形式瑕疵时，不能以此为由质疑股权证的合法性。综上，赵某持有的M公司股权证真实有效，在收到股权证之时其已被登记在M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赵某实际已成为M公司股东。其次，就董事身份而言，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全权决定根据远程通信的方式召开董事会，并且法律并未规定董事会的此项决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赵某经M公司特别股东会议选举，已经成为M公司的董事。前述事实表明姜某柏、高某中已按照系争合同履行了约定义务，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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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