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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则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华文化集儒家、禅宗、易家、道家、医家、国艺等精华于一体。其中，《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由此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刚柔中和’，是一种阴阳调和的观念，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
四是提高查明域外法的效率和准确性。长期以来，域外法查明周期长、查明准确率低是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难题之一。为提高查明域外法律的效率，避免重复劳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前会议等方式与当事人商定需查明的域外法律范围。在案例四江苏某玻璃公司与青岛某物流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中，海事法院在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确定了所需查明的争点以及所涉的域外法律查明范围，极大提高了域外法律查明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