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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强制报告制度被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在各部门的有力推动下，强制报告制度效能逐渐释放——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郭浩 田晔）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无偿帮工致第三方受伤的案件：叉车司机孙某无偿帮某工程公司卸货时造成货车司机何某受伤，法院最终判决寻找孙某帮忙的某工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偿帮工是指帮工者不收取报酬的情况下，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活动的行为。生活中，无偿帮工往往基于情谊而产生。本案中，2021年9月7日何某驾驶车辆运输某工程公司订购的货物至工程场地内，某工程公司员工周某联系叉车司机孙某帮忙卸货，孙某未收取报酬。孙某操作叉车过程中导致货物箱倒下，砸到站在另一侧的何某头部，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何某认为某工程公司雇用的工人在工作中造成自己受伤，某工程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工程发包方、工程的总包方对在其工地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孙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一并承担责任。故何某将某工程公司、叉车司机孙某以及案涉工程发包方、总包方、货物生产厂家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5万余元。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在各方均无证据证明与孙某就卸货行为有约定报酬并支付的情况下，孙某应认定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其在操作叉车卸货过程中造成货物箱掉落造成何某受伤，存在过错，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周某作为某工程公司雇用的员工，其找孙某帮忙卸货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被帮工人为某工程公司，其应对何某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何某主张各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余被告对于何某受伤存在过错或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对于何某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卸货现场在施工工地，何某作为成年人，在未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站在卸货地点的对侧，亦未与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其未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终，石景山法院判决某工程公司赔偿何某各项费用共计21万余元。目前此案已生效。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国家赔偿案件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如何自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到实处，以“如我求偿”意识办好每一起国家赔偿案件？赔源治理如何做深做实？如何以能动履职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5日下午，主题为“能动履职实质解纷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讲坛”第五讲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参加，同专家学者、国家赔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交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武增出席并讲话。
随着侦查工作深入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也暴露了该医院在麻精药品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查，黄某某（另行处理）在该医院后勤保障部门工作，负责收集、储存医疗废弃物。黄某某在工作中发现一些报废麻精药品包装完好，就将盐酸吗啡注射液单独存放，还送了3盒给同为后勤工作人员的袭某某（另行处理）。徐某得知黄某某、袭某某存有盐酸吗啡注射液后，谎称病人需要，向两人购买了该药品，转而卖给陈某。同时，该医院工作人员杨某（另行处理）利用在药房工作的便利，在徐某没有二类精神药品地佐辛注射液处方权的情况下，私藏药品后向徐某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