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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涉外民商事审判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的法治营商环境。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等法律规定，查明并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人争议，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展现国家司法形象、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总要求，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推进以涉外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门对查明域外法律问题作出规定，并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解释对于域外法律的查明责任、查明途径、查明程序、认定标准等进行了系统完善，为域外法查明实践提供了规范依据。为增强对司法解释的全面准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典型案例。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