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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虾谷”共享法庭还积极探索多元调解机制。在纠纷发生后，法庭干警会与双方当事人耐心沟通，积极寻求调解的可能。同时，吸纳人民调解员和行业调解员参与纠纷调解工作，这些调解员了解社情民意，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调解。通过多元化的调解方式，许多纠纷在诉前就得到了妥善解决，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更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来自最高检案管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检察机关的2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轻罪治理的数据观测体系”这一主题，从“轻罪案件的繁简分流与监控”“检察业务数据如何引导轻罪治理”“轻罪案件的观测指标体系构建”等8个方面展开讨论，为更好发挥业务数据在管理、决策中的指挥作用提供方向、思路。
时间拉回到10多年前，我国经历多年高速发展，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方式粗放等一系列问题；彼时的改革，经历多年的推进，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往哪儿改？怎么改？考验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和智慧。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