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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黄菲菲带领团队做了不少探索，“‘围坐话法’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利用农村老百姓傍晚时分喜欢坐在场心上话家常的风俗习惯，将普法的课堂搬到了老百姓身边。”她亲身参与环资案例方言普法活动，用崇明话讲述生态司法的故事，让普法更接地气。在她的推动下，基层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两年，崇明区非法捕捞、非法狩猎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
“新时代新征程，‘两院’共担更重政治责任、法治责任，需要持续携手解新题、破难题。”应勇指出，“两院”开展交流会商，是法检机关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共同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共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务实举措。“两院”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很多都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司法办案质效、事关法治队伍建设。共同的问题需要共同解决，同题共答、同频共振、相向而行，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要持续深化协同协作，强化配合制约，更加有效集聚法治智慧、汇聚法治合力，不断提高审判、检察工作质效，更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共同以高质量司法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交流会商是研究问题、凝聚合力的第一步，关键要抓好落实的“后半篇文章”。最高检将与最高法一道，持续巩固深化交流会商成果，加强工作统筹和对下指导，推动交流会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携手推动司法公正，共同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司法答卷”。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