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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保障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准据法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规范依据，事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当准据法为域外法时，不论该法律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获取还是当事人提供，相关域外法律材料均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充分辩论、发表意见。在案例一赵某与姜某柏、上海鹏某（集团）有限公司、高某中及美国M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主动利用计算机网络对存在异议的域外法律条文和判例进行当庭查询核对，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并邀请法律专家发表意见，最终消除了各方异议。
南京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根据海商法相关规定，青岛某物流公司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运输过程中的货物灭失或损坏向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案涉货物于铁路运输中遭受毁损，青岛某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当依据海商法第105条的规定，适用墨西哥调整铁路运输的民商事法律。根据某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的查明结果，青岛某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及责任限额应当适用墨西哥《关于铁路服务的实施法》第52条规定，自江苏某玻璃公司提出赔偿主张日，按照每公吨对应联邦首都区现行一般最低工资15日的金额计算。南京海事法院据此判决青岛某物流公司应向江苏某玻璃公司支付人民币19662.93元及利息。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查明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及多个判例，股票质押的设立一般通过签订股票质押协议的方式进行，结合《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和质押登记行为，应认定某（香港）科技公司已就合同约定的雷某公司股权设定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质押（押记）。根据美国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第911条（公司财产的抵押或质押或担保权益）“委员会可以授权对公司财产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或其任何权益进行任何抵押或质押，或设立担保权益。除非公司证明书另有规定，否则董事会无需股东投票或同意即可批准该行动”之规定，某（香港）科技公司就其新某公司股权提供担保已通过了董事会决议，且无证据证明某（香港）科技公司持有的新某公司股权证明书存在其他限制性规定，应认定某（香港）科技公司已就其所有的新某公司股权设定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质押。该院判决支持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要求对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由被告方承担域外法查明费用等诉请。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不服一审判决其他判项，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