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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最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网约车司机对此次事故承担70%的责任，网约车平台企业对司机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乘客承担30%的责任，赔偿受害人35.2万余元。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卢颖提醒，网约车平台企业应对在其平台上注册的司机和车辆资质以及车辆所购保险是否适用于营运类车辆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完善相应准入要求，使类似本案纠纷可通过商业保险等社会风险分担机制来解决，更有利于各方权益的保护。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系统梳理了该院近五年审理的婚恋纠纷涉妇女权益保护案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2018年，原告皮先生与被告张女士相识并很快确定恋爱关系。2020年，双方家庭举行定亲宴并收取改口费，皮先生父亲向张女士给付彩礼20万元。2021年9月，双方开始同居，经相处均有结婚意愿。2023年5月，双方因经常吵架而分手，皮先生搬出张女士住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亦未生育子女，但因彩礼返还一事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皮先生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张女士返还彩礼20万元。 被告张女士辩称，原告父亲给付的20万元用于结婚日常消费支出，不属于彩礼。双方同居期间，原告工资较低，自己主要负担共同生活开销。张女士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称自己给原告转账共计23万余元，原告给自己转账共计4万余元，称20万元用于偿还原告所欠外债，不同意返还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款项20万元为原告父母积攒多年的款项，其中5万元系向亲属借款，结合款项支付时间、双方父母同时在场、举行定亲宴、支付改口费等事实，法院认定案涉款项20万元系彩礼性质。 关于彩礼返还数额，结合共同生活时间、双方付出及过错情况等进行综合性考虑，彩礼应当按比例返还。由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为避免产生借贷或同居纠纷等其他关联诉讼，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充分释明并组织调解，以期双方尽快解决矛盾、投入新的生活。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张女士当场支付原告皮先生25000元，且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纠纷。法官提示，彩礼是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是双方及家庭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具有一定普遍性。然而，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之风盛行，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负担，为婚姻稳定埋下隐患，男女双方也容易因彩礼问题产生纠纷。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细化了彩礼纠纷的处理规则，既打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又引导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其中第六条明确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在准确适用《规定》的基础上，从一揽子解决纠纷的角度，综合考虑彩礼、双方借款、共同生活情形，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并当场履行，实质性化解了纠纷。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