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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至2020年，南通市某区人民法院对涉及南通某食品有限公司、南通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等12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作出执行裁定，以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某区人民法院对其中某食品有限公司等6件案件立案恢复执行，执行完毕后作出结案通知书，但未解除对6家被执行人企业及相关人员限制消费令，屏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某区法院对南通某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等另6件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上述被执行企业被宣告破产。破产程序终结后，某区法院对该6件案件未作出终结执行处理，3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被列为限制消费人员，1家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最高检党组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突出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难题。下一步，行政检察将此作为推进专项行动的主线，突出加强涉企“小案重罚”“重复处罚”“同案不同罚”等监管执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切实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同时主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等的协同联动，互通信息，对行政执法中的规则缺失、方法缺陷等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检察建议、情况反映等形式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制度，推动行政处罚裁量规范统一，以良法善治实现公平正义，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1年11月，熊某在某村设立某奶牛合作社，建有一奶牛养殖场。2016年8月，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河道水质治理目标，某街道办事处和某村村委会共同向某奶牛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关停奶牛养殖场。同年8月16日，村委会与熊某签订《奶牛搬迁协议书》，补偿奶牛迁移费用11.3万元，同时工作人员告知熊某，投入资产可以按照拆迁政策予以补偿。熊某及某奶牛合作社同意关停并向某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交拆迁补偿申请。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申请书上签阅“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办理”。2018年，某街道办事处向奶牛合作社作出回复，没有规划对养殖场进行拆迁，不能按照拆迁进行补偿。某奶牛合作社诉至某区法院要求街道办事处撤销回复并补偿。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奶牛合作社对某街道办事处的承诺产生合理的信赖，奶牛养殖场被关停的合理损失应予补偿，但其中可移动资产仍然属于某奶牛合作社所有，在补偿费用中应予以扣除，遂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补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损失、企业经营损失等884万余元。某奶牛合作社申请再审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