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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1年，强制报告制度被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随后，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在各部门的有力推动下，强制报告制度效能逐渐释放——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4人；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
（三）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有效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本案中，姚某乙因失学在家，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部分残疾儿童失学辍学问题，检察机关、教育部门、残联组织共同研发“适龄残疾未成年人受教育权法律监督模型”，通过对适龄残疾儿童名单与在校学生学籍名单进行比对，查找出没有入学就读的适龄残疾儿童，随后推动安置26名残疾儿童随班就读、1名残疾儿童进入特教学校就读、为10名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在此基础上，多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适龄残疾未成年人控辍保学实施办法》，制度化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受教育权。
“‘如我在诉’‘如我求偿’反映的是人民情怀，是人民法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注脚”“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意义重大、深远，必须一如既往地做实做好”“国家赔偿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建议‘两高’加强研究会商，确保更好的办案效果”“‘法官讲坛’是一堂生动的业务课、教育课，希望能开到高校去，让更多青年学子感受到法官的法治信仰和为民情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监司委委员叶赞平，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校长王敬波，最高检第十检察厅副厅长马滔结合司法实践、工作实际进行点评并提出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