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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黄菲菲带领团队做了不少探索，“‘围坐话法’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利用农村老百姓傍晚时分喜欢坐在场心上话家常的风俗习惯，将普法的课堂搬到了老百姓身边。”她亲身参与环资案例方言普法活动，用崇明话讲述生态司法的故事，让普法更接地气。在她的推动下，基层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两年，崇明区非法捕捞、非法狩猎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家赔偿审判不仅要办好具体个案，更应致力于减少前端失误，直至‘天下无赔’”“我们鼓励有关法院积极开展善后工作时常问，如果我们自己是冤错案件受害人，我们希望是什么样”“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多做一些，求偿人就会少一些”“我们在接到法院的司法建议后，举一反三、查漏补缺，采取积极措施，提升依法治监的水平”“做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要怀揣歉意、真诚沟通，当事人才更相信我们”“建议持续通过发布白皮书、司法建议、开展同堂培训、落实追责追偿等举措，促推解决赔源治理效能发挥不够、受害人回归社会工作缺乏制度规范等问题”……来自最高法、地方法院、监狱管理部门赔偿条线的王振宇、苏戈、何君、徐超、熊胜、朱兆法、张晓丽结合具体数据、案例，介绍了近年来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在平冤理直、保障人权、赔源治理、实质解纷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效。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