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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一）多部门协作配合，及时救助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本案中，杨某甲系杨某乙唯一监护人，杨某乙随杨某甲生活期间，杨某甲无固定收入，二人生活较为困难，杨某甲入狱服刑后，杨某乙处于事实无人抚养状态。为保证杨某乙得到妥善的安置保护，检察机关、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会商研究后，对杨某乙开展了综合性的救助保护工作。一方面，针对杨某乙手臂康复问题，街道派员陪同杨某乙前往省级医疗机构就医，并制定治疗方案，治疗、交通等费用由司法救助予以保障。为杨某乙提供司法救助金13万元。另一方面，在杨某甲被羁押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将杨某乙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并安置于区福利院临时照护，每月发放2100元生活补贴。同时，教育部门协调转学事宜，将杨某乙转入福利院附近学校就读。此外，检察机关与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指派专业社工跟进杨某乙心理情况，定期开展心理评估和疏导工作。经过各部门协作配合，杨某乙得到妥善的监护照料，身心健康逐渐恢复。针对杨某甲教育理念偏差问题，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杨某甲认识到原来教育方式的错误，提高了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的能力。杨某甲服刑期满后，社区将继续跟踪、监督其监护行为。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