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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材料，详细了解了案情后，认为将案件导入诉前调解程序不仅能够节省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更能为原告节省诉讼成本。随后，案件分流到特邀调解员手中，调解员迅速与被告取得联系。被告承认了拖欠原告饲料款的事实，并表示，自己所在位置交通不便利，且经营的养鸭厂离不开人。调解员决定采取巡回调解的方式调解此案。调解员实地踏查了养鸭场，发现养鸭厂的规模很大，但是流动资金较少，需等到鸭子出栏后才能回款，所以被告无法一次性给付货款。调解员向原告说明了被告的苦衷。经过多轮调解，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为促成双方未来能够长期合作，调解员阐明利弊，说服双方达成长期合作共识。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均表示可以继续合作。此案不仅实现了双方“共赢”，也为当事人节省了诉讼费用。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浙江省检察院行政检察部主任赵宝琦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立足行政检察职能和办案工作实际，不断提升对数据的积累、整合和运用能力，着力推进涉民生和营商环境领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场景建设，提升监督工作质效，为“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提供有力支撑，主要抓了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聚焦案件办理，提升监督质效。二是聚焦诉源治理，助力依法行政。三是聚焦内外协作，促进整体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