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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当天，张明就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成果举行媒体吹风会。他说，此次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及代表讨论了上合组织在各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前景。其中，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坚持不懈、优先推动的合作方向。峰会重点讨论了在反恐、禁毒、信息安全、打击有组织跨境犯罪等方面的合作现状与前景。峰会同时审议了在能源、投融资、环境、生态旅游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并通过了相关合作战略及落实行动的计划。
西方基督教教义有“博爱”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爱上帝、爱自己、爱他人。“博爱”精神中“爱他人”的方面，有许多说教与中国“仁爱”内涵相近相通。博爱精神在协调、沟通、融洽人际感情方面，本来应该显示出巨大的存在价值，对群体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也应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但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宣扬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博爱精神”在西方的价值世界中被忽视了。
今年6月1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确立生态保护补偿基本制度规则。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新时代，我国制修订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长江保护法以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形成“1+N+4”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立法力度之大、执法尺度之严、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