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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凡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学者，不能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本研究专项中的学术团队项目；凡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学者，不能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本研究专项中的学者个人项目。
当然，生育文化的建设不能脱离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土壤而被凭空塑造。如果作为人类的生物聚落没有充分发展出更大的对于人的需求，没有创造出可观的值得憧憬的未来社会形态，单纯强调生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的力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将会从低生育率中脱离出来应该有一定的信心。
人们的婚育观念受到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状况和个体社会化过程影响，也会基于对未来经济社会生活的认识、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未来想象而发生变化。正如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在世代之间经济收入的改善会增加生育，当年轻夫妇经济状况不如父辈的情况下会减少生育，因为在经济衰退中，人们担心其子女生活水平相对于自身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便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对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信心具有提振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