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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甲与刘某离婚后与高某某同居。因杨某甲常年在外务工，其女儿杨某乙（案发时8周岁）跟随高某某生活。2021年7月至2023年3月，高某某多次殴打、虐待杨某乙，造成轻微伤。班主任董某某发现杨某乙行走不便，经仔细查看发现其腿部烫伤且全身多处陈旧性伤痕。董某某认为杨某乙可能遭受侵害，遂按强制报告要求，将该情况报告所在学校，学校立即报告至教育部门及乡政府，乡政法委员韩某某随即报案。2023年11月30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对高某某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2024年1月26日，法院依法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国家赔偿审判不仅要办好具体个案，更应致力于减少前端失误，直至‘天下无赔’”“我们鼓励有关法院积极开展善后工作时常问，如果我们自己是冤错案件受害人，我们希望是什么样”“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多做一些，求偿人就会少一些”“我们在接到法院的司法建议后，举一反三、查漏补缺，采取积极措施，提升依法治监的水平”“做国家赔偿审判工作要怀揣歉意、真诚沟通，当事人才更相信我们”“建议持续通过发布白皮书、司法建议、开展同堂培训、落实追责追偿等举措，促推解决赔源治理效能发挥不够、受害人回归社会工作缺乏制度规范等问题”……来自最高法、地方法院、监狱管理部门赔偿条线的王振宇、苏戈、何君、徐超、熊胜、朱兆法、张晓丽结合具体数据、案例，介绍了近年来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在平冤理直、保障人权、赔源治理、实质解纷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效。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