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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在此,虽不能排除他对西方价值的回护,但同样昭示着全球领域内容多元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华文化与不同文明开展对话,正视挑战并回应冲突。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2000多年后,这朵走过草地、沙漠、高原的石榴花,仍然香飘丝路。中欧班列长安号往来奔驰,到2023年底已累计开行超过2.1万列;西安博物院正在举办“榴花照眼 文化传香”展览;在距离西安4000多公里的土库曼斯坦,来自中国陕西的考古专家团队与国外考古学家正合作开展国际联合多学科考察……
根据会议通报,成员国边防部门根据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于2023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在协商一致的毗邻边境地区开展了“团结协作―2023”联合边防行动。各方共投入兵(警)力3.36万人次,协调国内涉边部门投入1.17万人次,动用车辆5000余辆次、直升机32架次、船艇66艘次、无人机200多架次,开展联合巡逻、边境踏查、联合处突演练等3200余次。共抓获违法人员1.2万余人,在边境口岸查堵违规出入境人员9600余人次,收缴枪支75支、子弹1.38万发、管制刀具千余把,查缴毒品8.8吨、走私物品1178.3吨,行动效果良好,实现了既定目标。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