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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案发后，杨某甲不愿追究高某某刑事责任，而杨某乙时年仅八岁，年幼无法行使告诉权利，检察机关认定该案属于法定“被害人没有告诉能力”的情形，应当按照公诉案件处理，建议公安机关以高某某涉嫌虐待罪立案侦查。2023年3月23日，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案件办理期间，鉴于杨某甲长期在外务工，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经征求杨某乙本人及其生母刘某意见，办案机关指导杨某甲签署变更与刘某的离婚协议书，将杨某乙交由刘某抚养。目前，杨某乙已跟随刘某到外地居住，生活、学习恢复正常。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该分论坛主题为“京台青年话创新、共同携手谱华章”。两岸专家和企业家代表围绕主题领域做了专题分享，阐述企业以科技创新力量赋能高端装备产业、新兴产业及文旅产业的方式，共同探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论坛同时邀请云南省企业家代表与会，参与推进智慧城市及智慧文旅领域深度交流，扩大未来发展合作空间。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