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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大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不再简单地“以GDP论英雄”。2021年全国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听完林场工人周义哲代表讲述的砍树变护林经历，总书记笑着说：“你提到的这个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GDP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西方基督教教义有“博爱”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爱上帝、爱自己、爱他人。“博爱”精神中“爱他人”的方面，有许多说教与中国“仁爱”内涵相近相通。博爱精神在协调、沟通、融洽人际感情方面，本来应该显示出巨大的存在价值，对群体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也应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但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宣扬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博爱精神”在西方的价值世界中被忽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