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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依职权调取剩余的200页病历资料，初步判断杨某入院抢救48小时内的临床表现基本符合脑死亡的先决条件和临床判定标准。鉴于脑死亡结论性医学诊断具有较高专业性，为准确认定杨某脑死亡的时间，某市检察院委托该院检察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检察技术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选聘5名资深神经医学专家，对杨某全部住院病历资料进行专门审查，并形成会诊意见，一致认为：杨某因脑干出血破入脑室引起深度昏迷，具有不可逆性，自2021年7月25日21时22分至宣布临床死亡，临床表现为深昏迷（格拉斯哥昏迷指数为3分）、脑干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符合脑死亡的先决条件和临床判定标准；虽然杨某尸体不复存在，已不具备确认实验及司法鉴定条件，但综合分析病历资料，并结合主治医生建议杨某家属捐献杨某肝脏的事实，可以得出“杨某入院抢救48小时内脑死亡已经发生”的诊断结论。在此基础上，该院检察技术部门对专家会诊意见进行鉴别和判断，出具技术审查意见认为：杨某2021年7月25日16时30分入院，后经两次开颅手术，仍存在不可逆昏迷；7月27日9时30分，杨某病程记录记载自主呼吸消失，瞳孔散大，临床诊断为脑干出血、脑疝、脑干功能衰竭，根据病历资料分析，可以判定杨某入院抢救48小时内脑死亡已经发生。
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可以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纠正。依法行政是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不仅要程序合法，还应当遵循处罚法定、公正公开、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涉企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发现行政机关执法程序、实体处理结果存在违法情形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纠正，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强化数字赋能检察监督，践行“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监督理念，注重解决个案背后突出问题，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在行政执法“力度”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案件发生，有效促进依法行政。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1999年3月，冯某和妻子张某承租某区南巷15号院（下称“15号院”）北房、东房两间公有住房。2020年6月，二人经判决离婚并确认上述两间公房由张某承租和使用。张某向某区房管局申请办理公房承租人变更登记，但区房管局迟迟未办理变更手续。后张某以某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某区政府称因案涉东房现系他人的私有房屋，无法办理变更手续，只能将北房的承租人变更为张某，但法院判决认为本案实质是离婚判决的执行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遂驳回张某起诉。张某提出上诉、再审申请后均被驳回。2023年2月，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