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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最高法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邓修明介绍了第一次交流会商会任务落实情况，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了第二次交流会商会议题及相关考虑。与会的“两高”院领导围绕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保障、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审判权检察权监督制约、司法信息化建设等问题深入沟通交流，并就探索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研究制定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案件检察和审判工作标准、加强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情况信息互通共享、提高死刑复核案件办理质效、加大司法数据互通和大数据模型共享力度、法检机关互派干部学习锻炼等工作达成共识。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医疗场所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线索的重要途径和渠道，2023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1581件系经医务人员报告发现。本案是医务人员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典型案例。医生在被害人家属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并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及时提取、妥善保管生物检材等易灭失证据，对于及时揭露、有效惩治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近年来，社会大众对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解和认同不断增强，但距离全社会普遍接纳、自觉遵守制度要求仍有差距。一些家庭在子女遭受侵害后不愿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更有一些监护侵害案件，家长极力隐瞒犯罪行为。强制报告义务为法定义务，其履行具有强制性，任何人不得阻碍义务履行。负有强制报告责任的人员和单位应牢固树立报告意识，严格落实制度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为制度落实提供充分的便利和保障。此外，各部门应加强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促进形成知晓报告、理解报告、支持报告的良好氛围，努力减少报告主体在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时可能面临的人为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