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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黄菲菲带领团队做了不少探索，“‘围坐话法’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利用农村老百姓傍晚时分喜欢坐在场心上话家常的风俗习惯，将普法的课堂搬到了老百姓身边。”她亲身参与环资案例方言普法活动，用崇明话讲述生态司法的故事，让普法更接地气。在她的推动下，基层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两年，崇明区非法捕捞、非法狩猎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
会上，最高法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邓修明介绍了第一次交流会商会任务落实情况，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了第二次交流会商会议题及相关考虑。与会的“两高”院领导围绕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保障、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审判权检察权监督制约、司法信息化建设等问题深入沟通交流，并就探索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研究制定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案件检察和审判工作标准、加强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情况信息互通共享、提高死刑复核案件办理质效、加大司法数据互通和大数据模型共享力度、法检机关互派干部学习锻炼等工作达成共识。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