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杭州某信息公司向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亿元，由某（香港）科技公司、何某涛提供保证担保，借款和保证合同均约定纠纷解决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某（香港）科技公司与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分别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和《质押协议》，为前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其中，《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标的是某（香港）科技公司持有的雷某公司股票，雷某公司系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注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质押协议》约定质押标的是某（香港）科技公司持有的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新某公司的股份。《股权质押合同》约定适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质押协议》约定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某（香港）科技公司根据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办理了雷某公司股票的质押登记。后因贷款逾期，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起诉杭州某信息公司还本付息等，并要求对某（香港）科技公司质押的雷某公司股权、新某公司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同时，证监会持续加强程序化交易监测，组织证券交易所研究制定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频繁拉抬打压、短时间大额成交等4类监控指标，于今年4月起开展试运行，并对频繁触发指标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进行督促提醒，促进规范其交易行为。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加强与香港方面会商沟通，研究推进北向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落地的方式和路径。鸿博体育网页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出资后是否已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即姜某柏、高某中是否履行了以赵某名义增资并确保其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的义务。由于公司股东、董事身份的认定应受法人的属人法支配，故应适用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首先，就股东身份而言，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公司股份应当由凭证加以证明，除非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规定公司股份中的一部分、全部或者某一类的股份属于无需取得凭证的股份。本案中，由M公司总裁高某中签发给赵某的股权证，是确立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尽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股权凭证应由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等两人共同签署，但该法第142条规定，一人可以兼任公司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成立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而本案高某中签发股权证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秘书的双重职责。且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判例认为，公司发行给股东的股权证仅有一人签名之形式瑕疵时，不能以此为由质疑股权证的合法性。综上，赵某持有的M公司股权证真实有效，在收到股权证之时其已被登记在M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赵某实际已成为M公司股东。其次，就董事身份而言，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全权决定根据远程通信的方式召开董事会，并且法律并未规定董事会的此项决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赵某经M公司特别股东会议选举，已经成为M公司的董事。前述事实表明姜某柏、高某中已按照系争合同履行了约定义务，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鸿博体育网页

      同时，证监会持续加强程序化交易监测，组织证券交易所研究制定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频繁拉抬打压、短时间大额成交等4类监控指标，于今年4月起开展试运行，并对频繁触发指标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进行督促提醒，促进规范其交易行为。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加强与香港方面会商沟通，研究推进北向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落地的方式和路径。鸿博体育网页（撰稿：叶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