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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侦查工作深入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也暴露了该医院在麻精药品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查，黄某某（另行处理）在该医院后勤保障部门工作，负责收集、储存医疗废弃物。黄某某在工作中发现一些报废麻精药品包装完好，就将盐酸吗啡注射液单独存放，还送了3盒给同为后勤工作人员的袭某某（另行处理）。徐某得知黄某某、袭某某存有盐酸吗啡注射液后，谎称病人需要，向两人购买了该药品，转而卖给陈某。同时，该医院工作人员杨某（另行处理）利用在药房工作的便利，在徐某没有二类精神药品地佐辛注射液处方权的情况下，私藏药品后向徐某出售。
强制报告的制度效果取决于落实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制度要求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各地仍须结合地区实际，构建符合本地情况的具体落实机制。本案中，发案地区建立的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就是一项务实举措，保证了制度落实过程中责任到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伤害后往往不敢、不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对未成年人异常情况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报告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情况。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构成虐待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公诉案件办理。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